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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重庆体彩网
                                                                            发稿时间:2020-05-28 13:56:48

                                                                            澎湃新闻观察到,从去年8月份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通过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陆续举办了多场记者会,回应了有关民法典草案中的夫妻共同债务、高空抛物坠物治理、个人信息保护、职场性骚扰等热点问题。

                                                                            比如,在人格权编纂过程中,有关性骚扰防治的话题备受公众关注,提出了很多意见。最终,人格权编草案写入了专门的性骚扰防治条款,还要求用人单位包括机关、企业、学校等在防治性骚扰方面履行责任和义务。

                                                                            王晨在草案说明中表示,结合此次疫情防控工作,草案对监护制度作了进一步完善,规定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

                                                                            “民法典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均受到民法典的调整。一个人在一生中,可能不会与刑法打交道,但总是要订立合同,参与各种民事交往,从而受到民法的广泛调整。”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评价认为,民法典通过合理的架构为民事活动提供各种基本准则,为交易活动确立基本的规则依据,为各种民事纠纷的预防和解决提供基本的遵循。王利明表示,民法典姓“民”,就是要以民为本,为民立法、反映了人民的需求,保障了人民的权益。整个民法典中闪耀大写的“人”的光芒,它的颁行必将为实现人民美好幸福生活提供重要的法律保障。

                                                                            直到2018年8月,民法典编纂迈出“第二步”,各分编草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其中包括6编,即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

                                                                            澎湃新闻注意到,目前民法典编纂除了人格权外,其他的权利基本上都有单行的法律作为依据。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共第51条,确定了人格权制度的框架和基本原则以及主要规则。

                                                                            再比如,在高利放贷问题上,不少公众意见呼吁法律应对此作出禁止性规定。最终,民法典合同编草案里有了关于禁止高利放贷的条款。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薛澜对中新社记者表示,相关内容传递出中国官方欲全方位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强烈信号。每一项内容清晰列出,一方面表达出政府不会“搁置”存在的短板,下定决心解决、补齐;另一方面也要为未来谋篇布局。

                                                                            为什么一定要编?这是关键性问题。前述草案说明指出,党和国家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和2001年先后四次启动民法制定工作。第一次和第二次,由于多种原因而未能取得实际成果。1979年第三次启动,由于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制定一部完整民法典的条件尚不具备。因此,当时领导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立法工作的彭真、习仲勋等同志深入研究后,在1980年代初决定按照“成熟一个通过一个”的工作思路,确定先制定民事单行法律。

                                                                            作为观察者,吕红兵认为,过去司法解释讲夫妻双方要证明自己确实没有用于家庭的共同生活,现在的规定则要求债权人要证明是用于家庭的共同生活才能算是共同债务,“民法典草案中的这一条款是比较明确的,能够分析、界定、甄别夫妻共同债务,在司法实践中也可以做到有法可依且可执行”。